塑造亚洲的世纪

由于亚洲摆脱全球经济危机的速度比世界其它地区更快，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世界的重心正在由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人们同样清楚地看到，亚洲国家还没有准备好在全球事务中承担更有意义的领导责任，而那是确保此次结构性转变能使世界变得比以往更稳定也更安全所必需的。亚洲国家有极大的机会在此挑战中崛起。

亚洲崛起的迹象是显而易见的。在过去五年中，中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已经由五分之一稳步增加到三分之一；印度则从约6%增加到16%。鉴于他们对全球经济、政治和环境的影响日益增加，没有中国、日本和印度支持的任何重大国际协议现在都已经是无法想像的。

特别是中国；几乎在所有重要的全球论坛以及讨论关键的跨国问题的国际平台上－－从有关朝鲜问题的六方会谈到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二十国会谈－－中国已经表现得与美国旗鼓相当了。甚至有人提出美-中“两国集团”的说法。

亚洲的新影响力具有惊人的前景。举例来说，如果亚洲的国内消费增加，那么全球经济增长就更不用依赖负债累累的美国人的过度消费；这将有助于所有经济体的发展。即使发展中亚洲国家推行碳排放上限的步伐要比发达国家缓慢得多，只要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能承诺接受温室气体排放上限的约束，十二月哥本哈根峰会就有可能达成全球性气候变化协议。

此外，如果中国、印度和东盟国家带头为缅甸人民筹划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又或者，如果中国能表现出自己更愿意就核武器问题对朝鲜施加压力，这些国家就会证实，一个由众多利益相关者领导的世界可能比由某个超级大国领导的世界更安全。

作为全球霸权国的美国，其过往表现的一直备受批评，而这些批评如今成了反对单极世界的强有力理由。美国对越南和伊拉克内政的干预、对《京都议定书》的反对，美国贪得无厌地消耗自然资源的行为、引起当前金融危机的行径、在阿布扎比虐囚的劣迹，以及其他种种，无一不凸显了他们过往表现中的瑕疵。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在过去六十年里，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所遗留下来的比较善意而积极的影响也是空前的。美国带头创立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制定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美国帮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敌人（在战后）振兴经济，促进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还设立了一个安全保护伞，帮助欧洲和亚洲更加注重外交和经济增长，而不是军事竞赛。美国开放自己的市场，为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奠定了基础。美国为实现国际贸易而保持航道开放，促成了绿色革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然而，金融危机、外债缠身、被困伊拉克、面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重大挑战以及从心理上感觉威风扫地，这一切削弱了美国的势力。即使在鼓舞人心的奥巴马领导下，美国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在无与伦比的地位上领导国际社会了。

尽管越来越有希望出现一个多极世界，让亚洲国家能在解决全球难题时发挥重大作用、为疲倦的美国分担领导责任，可是那个世界还不存在。美国可能已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但是能够填补这个空缺的新体制还没有形成。如果亚洲国家打算填补这个空缺，他们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解决他们自己的区域性问题，制定一套正面而通用的规则。

例如，亚洲国家完全能做出更多努力，来解决其始终坚持的危险的民族主义。在1945年之后，欧洲就在很大程度上尘封了其历史记忆；但与欧洲不同，亚洲国家依然深陷十九世纪风格的民族主义泥潭，因而削弱了协作的力量，使该区域陷入不该有的更加危险境地。中国和日本、日本和韩国、印度和巴基斯坦、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及其它几对国家，既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联系，彼此之间又存在着危险的分歧。

此外，亚洲国家可以更自信地解决自已内部（尤其像缅甸和朝鲜这样的地方）的人道主义问题、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起带头作用。比如说，联合国粮食援助总量的50%由美国提供，联合国费用的20%由美国支付；而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只提供了0.7%的粮食援助，只支付了联合国费用的2%。日本在所有这些领域已经显示出了领导能力，但是该地区几乎没有其它国家表露出类似的全球责任感。

亚洲国家还应该加强诸如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区域论坛的亚洲-太平洋区域组织的建设，以确保有更强力的协作来解决区域和全球关注问题。尽管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各个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长期的努力，但是其区域组织还是远不如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区域组织强大。如果二十一世纪要成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世纪，这些区域组织就必须强大起来。

在此变化发生之前，由于美国治下的和平稳定已趋变形，这又与重新调整的世界之间存在着摩擦，人们会因此忽视许多难题。诸如缅甸、朝鲜、达尔富尔、津巴布韦、气候变化和核扩散问题似乎都会因此而被忽视，因为现在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很不充分。

所有国家必须共同努力，转变我们的国际合作模式，使其与全球经济力量转移的趋势相合。在新结构出现之前，让我们期待，美国能够明智地起带头作用，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的新强国，将在应付全球危机过程中承担起更有意义的责任。